文章来源：http://business.sohu.com/20150303/n409293480.shtml

中國中高收入人群在境外的消費能力格外驚人，有人甚至在春節假期里花費20萬元赴日掃貨，再把大包小包用集裝箱運回中國。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外溢的消費力如今已逐漸形成群體效應。　　據韓國《中央日報》披露，羊年春節，赴韓旅游的中國人多達13萬，創歷史之最。而涌向日本的中國游客，按照春節期間出境游總人數519萬，到訪日本的比例為8.7%計算，有45萬之多，亦為近年來的峰值。　　時代周報記者根據公開數據估算，春節期間，60萬中國游客給日韓兩地的零售業、旅游業等相關產業至少“派發”了近百億元的大紅包。　　與火熱的海外商戰相比，國內的春節市場卻顯得有些冷清。2月24日，中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春節假期，全國零售業銷售額比去年同期增長11%，達到6780億元(所有貨幣單位均為人民幣)，增長率創出自開始實施該項統計的200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當越來越多的中高收入者在中國最大的節日里轉向境外消費，很多人開始進一步反思財經作家吳曉波春節前曾經提出的問題，中國的中產為什麼要去日本買只馬桶蓋呢？　　60%出游者選擇出境　　兩個多月前，當日本剛剛慶祝完新年，北京的陳盈開始為自己的新年假期做準備了，從安排行程到預定機票、挑選酒店，事必躬親。　　這是陳盈夫妻第一次去日本自由行，走大阪、京都、箱根、東京線。今年1月20日，日本宣布放寬對華旅行簽證限制的第二天，陳盈拿到了旅日簽證。那個月，日本總共給中國游客發放了25萬張旅行簽證，創歷史同期新高。對于經濟增長停滯的日本來說，這是“安倍經濟學”的眾多措施之一。　　“我們春假有15天，香港去過了；歐美有點不敢嘗試，怕英語不行，所以就選日本了。”出發之前，陳盈這樣盤算。　　杭州人滕飛和他的新婚妻子則選擇去韓國，大年初二走，初五回。“如今年假難請，放個假誰都想好好玩，而且一共才7天，掐頭去尾也就5天，浪費一天都心疼得要死。所以，我們寧可多花點錢和功夫，去體驗好一些的地方玩。”　　對比境外游和國內游，滕飛認為后者的同質化程度高，不值得花費長假去體驗。“你走到麗江、西塘、廈門，看到的都差不多，一條似乎很文藝的馬路或者巷子，兩邊都是一樣的彩色木門，上面寫著×小姐(先生)的奶茶、煎包、燒餅或是月餅。到了晚上，不是夜色酒吧，就是艷遇酒吧。這樣的地方，花個周末就夠了。”滕飛說。　　“而若看名山大川，春節里到處都是人，說不定又被困在某個山頂上，或是等不到來接游客的車，又或者好不容易爬到山頂，眼前卻只有人海沒有云海，這樣的體驗太糟糕了。”滕飛說。　　羊年春節之前，中國旅游研究院聯手攜程，結合超過2.5億用戶群的情況，發布2015年春節旅游分析報告。數據顯示，匯率利好、各國簽證放寬等因素吸引更多國人走出國門。春節期間，60%的出游者選擇出境旅游，超過了國內跨省游。　　有意思的是，HSBC咨詢公司在近期的報告中創造了“NewTST”這一詞匯。TST原本是香港鬧市尖沙咀(TsimShaTsui)的英文縮寫，而“NewTST”則指代Tokyo、Seoul和Taipei。HSBC認為，在中國最大的節日里，中國人不再喜歡去購物天堂香港，而是轉戰東京、首爾等地。　　于是，跟隨著龐大的人流，滕飛和陳盈幾乎是被“擠”到目的地的—飛機滿倉、酒店滿房。但與香港不同，韓國和日本熱烈歡迎洶涌而來的中國消費者。　　比如，很多日本商場從未如此精心地為“中國年”做過準備，除了隨處可見的中文標識和中文流利的導購員，他們還為不斷抵達的中國游客大巴專門開辟了停車區，并不斷插入中文廣播，提醒退稅時間與地點。而在韓國，仁川機場的退稅點竟然設起了支付寶專柜，還有專人幫游客通過支付寶退稅。　　“雖然中國大陸游客確實挺吵的，但畢竟還要指望他們刺激經濟。”有日本朋友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今年，日本國內可能會因此掀起一股學習漢語的熱潮。　　安全套也是國外的好　　不負日本與韓國商家的期望，在過去10多天里，中國游客給當地“派發了大紅包”。有說法稱，日本收到的紅包高達人民幣60億元，從樂天百貨總店在2月18日至22日期間因中國人的新春特需而銷售額大漲75%中，則可窺見韓國的“盛況”。　　這些數據并不難理解。譬如，2月19日，中國游客滕飛飛到韓國，逛了韓屋村、景福宮幾個景點后，就直接殺向步行街。　　在首爾明洞大批中國游客聚集的樂天免稅店，他看到，有的姑娘買東西買得面紅耳赤，脫了外套短袖上陣。而在會員卡辦理點，盡管有四五個窗口同時作業，但中國游客還是排起了隊伍。　　與此同時，不斷有旅行團拉人進場。而商場廣播則不時用中文尋人，大意是某個團即將出發，個別團員還未歸隊。　　據滕飛觀察，這些中國購物團爭搶的韓國商品包括當地的化妝品、衣服、包等，“還有最近很火的某品牌洗發水，幾乎所有人都在買。”　　而據韓國媒體報道，中國消費者對韓式生活用品的需求較為突出。春節期間，新世界百貨商店總店廚房用品的中國人銷售額增加70.9%，家電和家具類目的銷售額則分別上漲32.5%和28.3%。　　在鄰國日本，中國游客也是大買特買。時代周報記者聯系陳盈夫婦時，他們已在日本呆了5天，原本計劃四處走走的兩個人前后總共只用半天時間去了大阪的心齋橋、道頓堀以及京都的清水寺和伏見稻荷大社，其余時間全泡在高島屋、大丸百貨以及各種藥妝店里購物，累計消費3萬多元。　　“實在是老公太能買，而且真的比國內便宜好多。比如Burberry的男士褲子，黑標的800元以內，藍標的更便宜。他買了兩件西服、四條褲子還有腰帶、包，全是Burberry和HugoBoss的，才1萬元左右。”陳盈說。　　而滕飛的妻子認為，韓國的衣服才叫便宜，“因為韓國人喜歡穿長款大衣，所以類似的衣服款式很多，選擇余地大，價格實惠。國內的長款大衣動輒上千，而我在韓國買了兩件也不到1000元。”　　除了衣服，上述兩位太太不約而同地分別從韓國和日本采購了不少化妝品，因為覺得“質量高、效果好、價格公道”。　　高檔衣服、化妝品、Chanel包包、Rimowa拉桿箱，虎牌電飯煲，陳盈到過的百貨商場里，退完稅的中國人大多抱著這些“戰利品”。　　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陳盈說她的下一站是去東京買電器，準備入手的產品包括爆紅網絡的電飯煲和馬桶蓋，以及空氣凈化器、美容儀、電動牙刷、iPad等。“據說，這些商品普遍比國內便宜1/3呢。”陳盈滿懷期待。　　事實上，除了國內稀缺或者具有較大價格優勢的“日本制造”，在大阪著名的綜合雜貨店唐吉可德，陳盈還看到一些中國游客選購了不少讓她匪夷所思的產品，比如安全套、尿不濕、AV光盤和書。　　“以前，國人從日本買的大多是國內稀缺的商品，比如電飯煲、藥妝，而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很多人都要從日本買了。我在日本的中國朋友就說，她甚至要幫北京的同事代購日本的衛生巾和安全套。”媒體人漆菲這樣描述中國購物者的消費變化。　　去日本買“中國制造”　　漆菲在一家雜志社工作，因為家人喜歡日本，過去3年，她都在日本旅行過年。今年春節假期的前幾天，他們在東京周邊游玩，幾乎沒遇到中國人；但一進入東京，耳邊立刻響起各種熟悉的方言，走到銀座附近，路上碰到的基本全是中國人。　　一天下午兩點左右，漆菲與母親去東京最大的一家電器商場購買吹風機，但她被告知，性價比較高的幾款全賣光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9點再來搶。至于為什麼要搶，因為那時，中國游客團也來了。　　這是漆菲近年來第一次在日本感受到中國掃貨團的威力。而她注意到，直到去年，赴日掃貨的中國游客人數才出現暴漲的跡象，這又與日元貶值緊密相關。　　目前，100日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5.26元，比一年前貶值了15%左右，與幾年前100日元兌8元人民幣的峰值相比，更是相當于打了6.5折。“現在匯率低，以前看著比較貴的日本商品，如今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了。”漆菲說。　　同時，日本商品的價格中含有8%的消費稅。去年10月始，日本針對外國游客的退稅商品擴展至食品、飲料、化妝品、藥品等，且最低的退稅消費額由1萬日元降低至5000日元。于是，在日本購買化妝品、食品便更加劃算。　　此外，日本商品的質量又讓很多中國消費者信服。“他們的產品質量確實很好。某種程度上，這與日本的民族性格有關。而且戰后，日本采取的基本國策是貿易立國，也就是通過加工貿易出口的方式拉動經濟，而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又確立了電子立國的戰略，所以，日本的電器制造業做得較好，一度打遍世界無敵手。”復旦大學教授、日本問題專家馮煒告訴時代周報　　滕飛則認為，國人之所以購買韓國的化妝品和衣服，原因也是相似的兩點，第一，價格相對便宜，第二，選擇余地大、質量靠譜。關鍵是，這些“物美價廉”的產品似乎在韓國、日本當地才能買到。　　“別看中國游客從日本背回的很多東西都印著中國制造的字樣，它們不等同于中國貨。因為，很多日本產品確實在中國加工，但他們定量返銷。就比如我從日本帶回的折傘，它是日本專利，中國制造，僅在日本銷售。”馮煒說。　　在韓國的情形也類似，滕飛購買某當地品牌的書包時，銷售員就告訴他，這個包是韓國本地生產，質量和韓國以外賣的不一樣。　　“本質上，日本是一個工業國家，而中國還是農業國家，中國的農產品便宜，日本的工業品便宜，這種消費結構的差異解釋了中國人為何要去日本買電器。而且，誠信危機也是中國人近年來舍近求遠、去日韓購物的重要原因之一。”馮煒說。　　馮煒進一步向時代周報記者深入解釋，日本是橄欖型社會，2013年公布的基尼系數只有0.27，所以，這個國家擁有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這也意味著中產群體擁有接近的消費水平。但中國的社會結構呈現金字塔型，沒有嚴格意義的中產階層，而由于存在龐大的低收入人群，整體的消費水平被拉低，于是，很多國外的日常用品在國內反而成了奢侈品。正是這些產品，如今成為中高收入人群出國搶購的主要對象。點擊進入【股友會】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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